数字货币为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提供新方向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如何？ 为什么数字稳定币成为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朝什么方向发展？

货币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 与其他系统一样，货币系统的变化也具有路径依赖性。

货币体系具有三个主要功能：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存储，其中交换媒介是最基本的功能。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货币的核心制度安排围绕两个问题：一是确定作为国际定价和结算中介的本位货币并保持其适度增长； 二是形成围绕本位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

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固定汇率下美元本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去金化时代的牙买加体系美元。 每一次调整都是在新形势下进行的。 重新回答这两个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如何？ 为什么数字稳定币成为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朝什么方向发展？

永远稳定的美元主导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随着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面临两大挑战：日元的国际化和欧元的出现。 如果说日元国际化是美国推动的平衡两国经贸关系的政策措施，那么欧元区的成立则让各国对更加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期待。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欧元区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14%）超过了美国（11%），但美元是唯一全球货币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从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看，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构成了世界主要结​​算货币体系。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3月，美元在国际结算体系中占比44.10%，欧元占比30.84%，人民币占比1.85%，排名在全球结算货币中排名第五。 少量。 但是，如果从国际贸易结算的货币占比来看，美元占85.83%，欧元占6.54%，其次是人民币，占2.40%。 从货币储备功能看世界大战对比特币的影响，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构成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体系。 IMF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美元资产占各国外汇储备的60.89%，欧元资产占20.54%。 它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但仅占各国报告的储备资产的1.96%，仅次于日元和英镑。 从货币的外汇交易量来看，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澳元、加元、瑞士法郎、人民币是全球外汇市场的主要交易货币。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美元外汇交易占比88%，欧元占比32%，日元占比17%，英镑占比13%，人民币占比4%，也保持相对稳定。 图案。

在时间维度上，国际货币体系的三个方面（国际结算、资产储备和外汇交易）保持了高度稳定。 尽管美国经济和贸易占世界的份额一直在缩小，但美元的主导地位似乎不可动摇。 美元具有“主权货币”和“超主权货币”的二重性。 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其他主权货币能做到这一点。

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示出其固有的不稳定性和国际货币供应机制的缺陷——美国仅向其亲密盟友提供紧急流动性，尽管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进行了一定的变革区域金融安排也方兴未艾，但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显然未能取得长足进展。

数字稳定币挑战美元霸主地位

变化往往发生在边缘。 在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局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很难用特定国家的货币来取代美元，但数字货币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虽然从 1982 年 David Chaum 提出基于电子邮件签名和加密能力的加密货币，以及获得广泛关注的典型数字货币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 40 年——比特币也出现了 10 多年，但对于国际货币然而，2019 年全球流行的数字稳定货币倡议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系统选择。

就经济基础而言，决定一国主权货币能否成为全球货币的主要因素有三点——经济规模、开放程度和稳定性。 日元在国际化的关键时刻缺乏一定的开放性，而欧元则受制于其政治框架，无法在危机中及时有效地提供安全资产。 然而，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困境的特里芬通过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即使新兴的霸权货币美元满足以上三个要素，要取代失败的霸权货币英镑仍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惯性不亚于斯里兰卡。

有趣的是，阻碍新主权货币成为全球货币的因素在数字经济时代日益减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际结算需求不再集中于企业、政府等主体。金融界的玩家。 历史上，不依赖实物货币的国际结算曾出现在阿姆斯特丹、汉堡等为进出口商服务的地方，而伦敦则以其出色的贸易融资服务推动了英镑的国际化进程。 对于这些大玩家来说，转换主导国际货币的成本是巨大的——新的定价标准、新的风险头寸以及旧主导货币储备面临的损失。 因此，过去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容易维持现状。 在高度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今天，个人消费者参与国际结算的程度大大提高。 全球互联网用户和跨境旅行者数量在过去 15 年翻了一番，跨境电商让每一位消费者都直接参与到国际结算中，从而体验到传统国际结算系统速度慢、成本高的问题（例如货币兑换费等）。 与大玩家相比，个人消费者对主导货币的粘性要小得多。 相反，他们对交易成本更为敏感，因此更容易被数字支付技术带来的成本降低所吸引，从而转换支付方式。 从国内经验来看，足以衍生出基于个人消费者的新支付体系（如中国第三方支付的快速增长、肯尼亚M-Pesa的扩张等）。 因此，个人跨境支付活动开启了国际支付货币的潜在竞争。

其次世界大战对比特币的影响，大型科技公司已经超越主权国家，形成了自己的服务网络。 如果按体量计算，世界前100强经济体中有64个是企业而非国家，这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经济行为组织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使得承诺保持稳定价值的数字稳定币有可能超越现有主导货币的网络优势，而日元或欧元则没有这样的机会。 以欧元为例，即使在形成单一货币区近20年的欧元区，也有40%的网站只向国内消费者销售产品，只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从其他欧盟国家网购. 商家采购商品。 但如果考虑到数字稳定币 Libra 的前景，即使仅基于 WhatsApp 的 16 亿全球用户，也会在瞬间形成一个庞大的国际结算网络。 对于其他类型的数字稳定币，即使是政府发行的数字稳定币，这样的网络机会也没有消失，某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也可以让政府支持的数字稳定币拥有这个庞大的网络。

第三，绝大多数生产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和非货币霸权发达国家更有动力接受支付体系的变革。 与一战和二战相比，各国并没有意识到金本位制的缺陷，大多配合英国政府维护金本位制的努力。 当前，各国都意识到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我们充分理解，大家都期待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平衡和多元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缺乏便捷、成熟的支付系统，数字支付将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 在接受国际汇款方面，世界银行2017年的调查指出，全球每年6000亿美元的汇款，国际汇款的平均成本高达6.84%。 基于数字技术的国际支付体系的完善，无疑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最后，没有成熟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美元全球流动性收缩的影响。 ，也欢迎更稳定的全球流动性安排。

总结影响数字时代潜在国际货币成败的因素。 制度惯性的作用已大大削弱，但稳定性仍是重要因素。 因此，比特币等缺乏价值锚定的数字货币很难成为国际货币，但数字稳定币却是如此。 对现有货币体系构成挑战。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未来趋势

当然，数字稳定币的崛起也受到各国金融监管、隐私保护等负面因素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图谱，笔者选取了保守型、中间型和激进型三种典型情况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分析。

最保守的情景无疑是国际货币体系维持现状，但跨国支付体系的效率大大提高。 数字稳定币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发生在边缘，但其运行的法律依据仍然是各个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法律框架。 对于民间发起的数字稳定币，证明数字稳定币符合反盗窃、反欺诈、反洗钱、反操作风险、隐私保护等法律法规的成本可能非常高，以至于大多数项目无法实施。 但是，私营部门的努力将使中央银行意识到改进现有支付系统的技术空间和必要性，进而增加相应的技术投入并加速数字支付技术的普及。 以隐私保护的先行者欧盟为例。 2018 年 11 月，欧元区推出了 TIPS 系统，该系统允许支付服务提供商 24/7 全天候为全欧洲的消费者提供实时转账服务。

中间情况是各国央行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借助央行数字货币网络，形成数字版特别提款权（Digital SDR）或“合成霸权货币”（提议者合成霸权货币是目前的英格兰银行朗马克卡尼）。 在设计二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时，凯恩斯曾提出一个有别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方案，以大国联合信用的产物Bancor作为国际货币的锚点。 虽然这个提议没有被采纳，但每当经济学家思考如何修复基于霸权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时，全球合成货币总会成为自然而然的思考方向。 IMF后来采用特别提款权（SDR）作为IMF内部对成员国的一套核算方法，但使用规模和范围都相当有限。 2008年金融危机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提出了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的预期，但国际货币体系10多年未变。 现在，全球多家央行都在致力于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的做法走在了主要国家的前列，已经开始开展落地试验。 此前，乌拉圭央行和瑞典央行也分别对“e-peso”和“e-krona”进行了相应的实验。 央行联合研究分布式账本（DLT）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潜在应用，成为大型经济体基于通用技术标准联合研发区块链金融基础设施的示范。 类似的国际合作在加勒比国家更是意义重大——他们正在开发未来共同使用的法定数字货币。

最激进的情况是著名宏观金融家 Markus K Brunnermeier 等人提出的数字货币区（DCAs）。 这种情况更接近于哈耶克所描述的货币竞争格局，即数字货币的发行者既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私人的，不同的数字货币相互竞争。 但它与哈耶克的理论不同，因为单一的数字货币区域往往是在综合多元化的商业平台上产生的，而平台的网络效应对数字货币消费者采用哪种数字货币的影响会大于宏观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此时的数字货币竞争，更多的是其所依赖的网络所提供的信息服务之间的竞争。 同时，由于数字货币平台提供的服务网络的重要性，国际货币领域“赢家通吃”的局面可能会被削弱：以中国的情况为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是同时存在并长期竞争的数字支付网络。 消费者将同时停留在多个数字货币区，并根据需要轻松切换。 由于各国数字信息服务网络的自然划分，特别是在隐私保护和信息提供方面的监管框架不同（如欧盟的GDPR），基于现有服务网络的数字货币区域无法自然形成全球货币。 . 相反，更有可能将一些现有的地域划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的数字货币区域，继续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行政区域、不同的私人服务网络提供商和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一方面可能导致小经济体货币主权丧失，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一步分化。 这属于未来。 国际货币和金融地图上最极端的案例。

数字经济的发展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甚至是最需要国家信用的制度安排——货币体系受到了数字服务平台（如Facebook的Libra）的挑战。 与稳定有效的国内货币体系相比，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最大。 许多主体——政府、NGO（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也有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动机。 数字经济时代从外围开启了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也将隐私保护、个人全球化意愿等以往不是主要问题的因素推向了货币体系演进的中心。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更丰富的国际货币体系版图。 无论地图有多广阔，可能性的演变有多么复杂，积极拥抱技术变革，想方设法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支付体验，是未来保持国内货币竞争的唯一途径。 外部优势的路线图。

（作者为数字资产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生）

记者曹承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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